如何评价汉朝与匈奴进行的漠北大战
汉朝与匈奴的纠葛从秦朝延续而来，秦朝统一六国，匈奴称雄草原。中原诞生了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匈奴诞生了第一位单于——挛鞮•头曼。一山不容二虎，因此也注定了二者的巅峰对决。不过，头曼单于显然不是秦始皇的对手。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出征匈奴，秦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将匈奴扫出河南地（河套平原）。
此后，秦始皇开始修筑长城，屯兵驻守。如果以秦国当时的国力衡量，彻底消灭匈奴不是没有可能，但秦始皇选择了保守。归根结底，秦始皇是一位胸怀宽广的国家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心胸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在他的眼中，匈奴人同六国子民一样，所以征服在先，杀伐其次。
秦始皇去世的第二年，头曼单于去世，秦国胡亥继位，国家陷入混乱，而匈奴冒顿继承单于之位，国家走向强盛。因此，汉朝建立后，又接过了对抗匈奴的接力棒。回顾汉朝高祖刘邦到武帝刘彻的六十多年间，汉、匈是不愉快的。尽管汉朝一味的低头示好，但是匈奴一如既往的盛气凌人。因此，汉武帝即位后，决定扭转被匈奴压制的局面。首先，汉武帝的开山之作便是出于试探性的策划了马邑之谋。
如果马邑之谋成功，将会是战国时期赵将李牧于雁门关围歼匈奴的翻版。但是，汉武帝的马邑之谋更像是一场演习，因为匈奴人没有上钩。其实，汉武帝的失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李牧为匈奴一直在做“诱耳”，十年磨一剑。而汉武帝一上来就打草惊蛇。因此，“只见羊群不见牧人”的现象马上引起匈奴的警惕。之后，匈奴部队从容撤退，汉武帝一脸忧伤。汉武帝是一个善于总结失败、迅速走出困境的人。他认为与其守株待兔，不如主动出击。
公元前129年，汉朝与匈奴的全面战争爆发，卫青于龙城之战崭露头角。当时同时出征的李广部全军覆没，还差点做了匈奴的俘虏。而另一路人马由公孙敖率领，1万兵士则折损过半，同样以惨败收场。如此一来，汉武帝喜忧参半，因为卫青的胜利让他看到了战胜匈奴的希望。
此后，汉武帝总结失败的教训，及时作出战略调整，从“碰运气”的遭遇战转变为进攻匈奴人根据地的歼灭战。当时匈奴已经占据了河套平原，控制了通往西域的河西走廊，对汉朝形成了封锁之势。因此汉武帝针对性地发动了河南之战、河西之战。通过这两次精准投放，战败的匈奴开始向西北收缩。此刻，汉武帝更产生了一战便可定乾坤的信心，于是发动漠北之战。
漠北之战是汉匈战争的转折点，意义重大。此战过后，匈奴失去了主动进攻汉朝的信心和实力。因此得益于北疆的安宁，汉武帝又将战略调整到平定西南越族及辽东的开疆拓土上。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匈奴并没有衰落，只不过是不敢如从前那样大张旗鼓地侵扰汉朝而已。
然而，随着名将李广、霍去病去等人的黯然离世，大将军卫青英雄迟暮，不甘示弱的汉武帝又发动了几次对匈奴的打击，结果损兵折将，无功而返。所以到了晚年，汉武帝开始寻求与匈奴妥协，总体而言外交要先于战争。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才造就了囚禁于匈奴19年苏武的民族气节。
其实，汉武帝对漠北之战的期望很高，他希望漠北之战是一场与匈奴之间的收官之战。因为，毕竟从公元前129年的三将军（卫青、李广、公孙敖）主动出击，到公元前119年漠北之战的十年里，汉军主导了高强度战争的频率。有得便有失，得是压倒了匈奴的嚣张气焰，失是致使汉朝消耗甚巨、民生疲弊，衰败迹象显露。
另外，汉朝已经通过河南之战、河西之战将匈奴势力赶出河套平原及河西走廊。致使匈奴势力不断往更西、更北的方向退缩。所以，汉武帝征调起一支由10万骑兵，预备战马数万匹，辎重粮秣无数，后勤保障人员十几万人组成的作战单元，杀向匈奴，准备给匈奴致命一击。
大军分两路，分别由卫青与霍去病率领。卫青出定襄出兵，目标直指匈奴单于，霍去病从代郡出兵，寻歼匈奴左部主力。
战争的结果是，霍去病超额完成任务，擒获匈奴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当户、相国、将军、都尉等八十三人，俘虏匈奴兵士七万余人。而卫青率领的由前将军李广、左将军公孙贺、右将军赵食其及后将军曹襄组成的一路人马发挥失常，虽然击溃单于主力，但分兵东路的李广、赵食其则一无所获。
本来，东路军的作用是迂回包抄败退的单于，结果主将带头迷路，单于残部逃脱。因此，被汉武帝视为收官之战的漠北之战以遗憾收场。事实上，汉朝虽然取得胜利，但同样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战争永远是一部烧钱的机器，它不分失败与胜利。
感谢朋友们的点赞、关注！欢迎发表不同看法！
司马迁究竟是怎么死的
一部《史记》倾注了司马迁多少的心酸泪，为了完成父辈的嘱托，他奋笔疾书，记录历史，为了能使这部鸿篇巨著顺利完稿，他不惜忍受被宫刑（腐刑）的屈辱，可以说司马迁在史学上的成就和造诣足以让他成为西汉乃至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之一，然而自从他写完《史记》后就此销声匿迹，再无一点信息，至此人们对于他的死因就产生了种种的推测。
从司马迁有限的记录中可以看出，他所经历的重大事件中的几个关键人物有汉武帝、李陵、任丘等，他所遭受的宫刑也与李陵事件有关。公元前99年，李广利率领三万骑兵大举出击匈奴，飞将军李广之孙李陵主动请缨参战，汉武帝以以骑兵不足予以拒绝，李陵却毫不介意，主动请5000步兵随同出征，这让汉武帝看到了当年李广的风范，认为他年轻有为，有霸气，自然就对李陵产生了极大的欣赏和期望。
李陵所率领的5000步卒几乎把匈奴掀翻了天，打得匈奴人东躲西藏，后来碰到了匈奴的八万骑兵，李陵毫不畏惧，奋勇作战给予了匈奴沉重的打击，但是最终寡不敌众，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了匈奴。
汉武帝本来对李陵抱有极大的期望值，寄予厚望，现在他居然投降了，这让汉武帝产生了巨大的心里落差，如此器重的人竟然就投降了，他实在是难以接受，这简直是在打听到脸。满朝大臣都认为李陵应该战死沙场，而不是变节投降，他们纷纷谴责、污蔑李陵，对他落井下石，还提议将他的家人全部杀掉。
汉武帝又问司马迁对此事有什么看法，司马迁只是一个太史令，这个职务在当时是负责“掌天时星历”的官，而政治、军事、外交这类国家大事跟司马迁的职责没有什么关系，面对汉武帝的询问，司马迁最合适的做法就是随声附和，人云亦云，明哲保身。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居然公开和汉武帝唱起了反调，他认为李陵投降事出有因，迫不得已，应该等他回来继续服务朝廷，司马迁仅仅是为李陵辩解了几句就激怒了正在气头上的汉武帝，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可以说是撞在枪口上，汉武帝不容他多辩解就直接将他投进了大牢。
后来汉武帝又得知李陵在匈奴帮助训练匈奴士兵来对付汉朝，一怒之下，草率地灭了李陵的三族，其实这都是公孙敖闹的个大乌龙，汉朝投降匈奴的另一个降将李绪，是他在训练匈奴士兵，而公孙敖阴错阳差认为是李陵，误导了汉武帝，李陵后来设计杀死了李绪，汉武帝杀了李陵的全家，使得李陵万分的心寒，自此打消了回来的念头。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被判处的是死刑，而非宫刑，因为在汉文帝的时候就已经逐渐的废除了肉刑，在汉武帝时期被判处死刑后，有两种方法可以减刑，第一是拿50万钱出来就可以免死；其二如果不想死可以用腐刑（即宫刑）来替代。司马迁一个小小的太史令，怎么拿得出来50万钱赎命，如果伏法受诛则不能完成历代先人交代的史记，往来的朋友在这个敏感的时期个个都明哲保身，躲得远远的，司马迁无奈只有自己申请腐刑，才能够苟延残喘完成父辈的嘱托。
被判处宫刑后，司马迁继续编纂史记，为了完成使命自己忍受世人的鄙夷，所需要的不是一般人的勇气，他也确实够冤的冤到了极点。
司马迁人生中的另一个人物是任丘，他们是好朋友，这个任丘受“巫蛊之祸”的牵连，将要被处斩，求生的使得他向司马迁写信求助，希望他能够在汉武帝面前求个情。司马迁也是有心无力啊，上次李陵事件还没怎么说话就被阉了，现在有......？司马迁并不是怕死，关键是他帮不上忙，何况“巫蛊之祸”连太子、皇后都死了，你一个任丘活得了吗？
无奈司马迁只得给任丘回信，教室那封有名的《报任丘书》，他说明自己帮不上忙，他的这封信写得很长，说自己受到腐刑所遭受的屈辱，满篇都是抱怨汉武帝，直言贬损，表达了他的愤懑之情。这篇《报任丘书》对于我们来说其他的都不重要，其中的一句至理名言对我们受益颇多，那就是“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也是司马迁对于人生的经典评价。
至于司马迁的死因，历史上有多种猜测，其一是，，司马迁因受宫刑，以坚强的毅力于公元前91年完成了《史记》的全部编纂工作，完成了使命，他觉得再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了，就而亡了。其二是受《报任丘书》的牵连再度入狱，被汉武帝处死。
第三种说法是寿终正寝。
本人比较相信司马迁是寿终正寝自然死亡的，司马迁在编纂完《史记》后，因为身体的缺陷而遭到了别人异样的眼光，他难以承受，于是选择幽静的地方隐居起来，从此与外界断绝往来，直至老死。其实司马迁的死因不是太大的问题，古人记载历史的时候，除非是被杀，自然死亡一般是不怎么写死因的，从司马迁的著录来看，他至少活了48岁，这个年纪在汉代已经够长寿的了，而且他还受过宫刑，所以他应该是自然死亡的。
如果司马迁是被汉武帝处死的，作为另外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是不会不记载的，至于死于“巫蛊之祸”或者“下狱死”等等说法都是猜测，不足为信。
司马迁在监狱被阉后，本来身体就不好，最后又呕心沥血写完史记，病逝于隐居的地方，这些在一些历史轶事上可以查到，其实不管是怎样死的，都不重要，对于历史长河来说，司马迁也只是一朵浪花而已，只是比千年后的我们也许大那么一点而已，历史上受极刑而死的有许多，但是历史也不一定是真实的，因为有许多都被湮没了，别说什么历史学家，那些也只是他们的猜测而已。为什么古代多次出兵越南都失败而归
这个事情，宋朝要负一定责任。
北宋正式承认越南为藩属国之前，由于历代中原王朝都视越南为领土。
加之当时的越南土著也没有“越南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概念。
当时所谓的独立运动，全部都是因阶级矛盾引起（官员欺压百姓），或高层利益分配不公引起（中原流官欺压越南土官）的军阀割据。而并非是因导致的民族战争。
所以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原王朝对越南的战争都是碾压式的。
战争过程几乎是一模一样：土著叛乱→中央派兵征讨→王师杀到，斩杀匪首→叛军和老百姓秒怂→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比较典型的案例有两个。
一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扫荡交趾。
东汉初期，越南北部出现了一对叫征侧、征贰的姐妹。她们打跑了汉朝任命的官员，自己在交趾建立独立王国。
光武帝知道后，派马援前去征讨。
这一战，马援走海路，直扑交趾，打了叛军一个措手不及，并斩杀了二征姐妹。
参与叛乱的土著见二征姐妹被斩杀，又见汉军骁勇善战，被吓得直接倒戈投降。
汉军基本没遇到像样抵抗就平定了叛乱。
二是唐军平定安南叛乱。
唐玄宗时期，一个叫梅叔鸾的土著首领起兵，攻陷安南府（河内），自立为帝。
在唐玄宗看来，安南地区自古就是天朝的固有领土，岂能容你土豪轻易就独立出去？
所以唐玄宗在得知消息后，就派了一个叫杨思勖的为元帅，带兵平定安南叛乱。
这一战，杨思勖借鉴马援的经验，走海路直捣安南府，并成功斩杀叛军头子梅叔鸾。
当梅叔鸾被斩杀的消息传遍整个安南后，越南叛军又是四散而逃，老百姓跪迎王师。
类似战争还有隋军平定李佛子叛乱。这里就不细述了。
总之，北宋之前，中原王朝对越南的战争并不难打。只要能干掉叛军头目，当地土著百姓就归顺了。战争就结束了。
实际上，直到北宋初期的情况也是如此。
虽说五代十国时期，越南土著贵族出身的吴权废静海军节度使职务，自称为王，结束了越南近一千余年的北属时期，第一次真正意义的领导越南人走向上了独立道路。
但这种自立为王，宣称独立的事情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只要宋朝不承认其合法性，以雷霆手段消灭叛军头领。叛乱并不难。越南也不会真正独立出去。
然而，北宋却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
971年，北宋灭南汉后，越南皇帝（当然是自称的）丁部领畏惧北宋前来攻打，主动向宋太祖赵匡胤表示臣服，并请求册封。
面对丁部领的臣服加请封，赵匡胤本来可以置之不理。因为当时的越南刚刚经历“十二使君之乱”。内部不算稳定。宋军本有趁虚而入之机。
但赵匡胤竟然同意了丁部领请求，册封其为交趾郡王。并承认了安南的藩属地位。不再将越南北部视为领土。
而赵匡胤承认安南为藩属的恶果就是自此之后三百年，中原王朝不再压制安南，让安南土著能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下，用三百年多年时间产生了民族认同感，以及越南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概念。（宋朝也是历史上唯一被越南主动侵略过的中原王朝）
以致后来中原王朝与越南的战争，变为“泥潭式战争”。
中原的对手，不再仅是土著军阀，还有海量的土著老百姓。
相对来说，土著军阀好对付。中原王朝只要费点劲，还是可以拿下叛军首级的。
但土著老百姓就不好对付了。中原王朝不可能再像此前一样，在斩杀匪首后，轻松得到老百姓的臣服。
一旦朝廷派去管理的官员素质不高，引发阶级矛盾。这种阶级矛盾立即就会被叛军刻意引导为。继而变成全民参与性质的民族战争。
元朝三征安南的失利，以及明朝征安南的先胜后败，就是典型。元军、明军不是无法击败越南正规军。只是实难征服海量的土著。
说到这里，不得不批评中原王朝一直就存在的天朝上国思维。
皇帝和百官瞧不起蛮夷，总喜欢安排能力差且品行也不行的官员治理边疆地区。结果就导致边疆地区经常发生。
就拿明朝来说。
如果当初明成祖朱棣没有派宦官马骐到安南监军，而是效仿朱元璋派沐英镇守云南，让张辅世镇安南。越南大概率会像云南一样留在版图，而不是独立。（明朝征服云南还有个意外收获，那就是中原王朝第一次实际控制了贵州。这是此前的秦汉唐宋元朝都没有做到的）
即便明朝把越南弄丢了，清朝也会把越南再收回来。
因为从清朝宁愿耗费几亿两军费剿灭准噶尔汗国，七千万军费剿灭金川叛乱，也不愿多花钱对付越南来看。清朝统治集团对潜在威胁是非常重视的。
而越南从明宣宗时期独立，长时间只是作为的藩属而存在。这就使得越南丧失了对清朝的威胁。继而也导致清朝统治集团对征服越南没了兴趣。
只是可惜，历史没有如果。脱离中原王朝控制长达六百年的云南留在了版图。而脱离中原控制只有四百年的越南却独立了。
总的来说。北宋是一个转折点。
宋朝承认越南为藩属之前，中原王朝对越南的战争是全胜。
如秦朝征服百越，两汉征服交趾，三国东吴征服交趾，南梁平定交趾叛乱，隋唐平定安南叛乱。都以中原完胜告终。
当时的战争性质也为内战，即中原王朝平定地方军阀割据。
但从宋朝以后，战争性质变了。越南变成了一个有独立民族意识的国家，中原王朝又不愿意为征服一个藩属而耗费财力。
因此之后的战争。如宋太宗与越南前黎朝的战争，宋神宗与越南李朝的战争，元朝与越南陈朝的三次战争，明朝与越南后黎朝的战争，以及清朝与后黎朝的战争，也就多以平局或中原王朝失利而告终了。
